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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终于有空能写点什么。就从这一篇开始吧。我想尝试一种新的方式：不再要求自己能够囊括足够完整的想法，而是控制篇幅，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行文连贯与易读上。

2019年，也就是transformer架构被提出没多久，ChatGPT一鸣惊人的前夜，Rich Sutton在自己博客网站写了一篇文章： <The Bitter Lesson>。简单概括的话，这篇文章是在说：在人工智能领域，通过把人类已有知识灌输给机器来提高AI表现的尝试或许在短期能展现出些许优势，但随着计算机性能的提高，它们无一例外彻彻底底地输给了那些不预设任何知识，充分发挥算力优势的 general-purpose methods (作者提及了两种最能发挥算力优势的方法：Searching & Learning)。他以人类引以为傲的国际象棋以及围棋为例，从1997年Deep Blue 依靠带剪枝的搜索算法而非人类总结的棋谱首次战胜顶尖人类棋手Kasparov开始，到20年后的 AlphaGo 在围棋领域通过蒙特卡洛树搜索 (MCTS) 和深度神经网络击败韩国围棋九段棋手李世石，系统中包含的直接来自人类的现成知识越来越少，甚至到最后的 AlphaGo Zero — 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人类知识参与，纯粹依靠AI之间自训练的模型 — 彻底宣告人类在围棋领域不会再有任何胜算。 类似的故事在语音识别和计算机视觉领域也在反复发生。这篇博客之所以名字叫<The Bitter Lesson>是因为太多的科研工作者实在不愿接受AI通过大量数据习得的知识比我们灌输给它们的更成功，于是类似的弯路走了一遍又一遍，以至于大量的时间和研资源浪费。

偶遇Richard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读关于大语言模型的另外一本书。书中介绍了我们在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领域的技术沿革，在讲到马尔可夫链(Markov Chain)的时候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模型，因为它是首个描述性(descriptive)而非规则性(prescriptive)的语言处理模型。如果用我们学习外语的经验来类比，规则性的模型更像是通过语法规则来学习外语，而与之相对的描述性方式则更像是通过培养语感来学习外语。这种转变是一个里程碑，因为时至今日，所有和马尔可夫链一样基于语感的模型淘汰了所有基于语法的模型。这也很符合我们自己的经验：只要有充分的语言环境，即使完全不懂语法也能习得新的语言。而Richard在文章中提及的，人们试图把自己的知识灌输给AI的方式，其实都是规则性的(prescriptive)，它们也无一例外在各自的领域被描述性的模型淘汰了。而我相信，随着descriptive 的Transformer架构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一骑绝尘式的成功，这份苦涩的教训以后应该不会再重演了。

Richard文章结尾处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 “We should stop trying to find simple ways to think about the contents of minds … Instead, we should build in only the meta-methods that can find and capture this arbitrary complexity.” 这句话不仅仅是在说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也可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构建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心灵是如此的复杂，比起通过来自旁人的简陋知识来解读和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可靠的办法是小心地构建一套meta-methods来逐一检视自己获得的各种输入，再从这些无尽复杂的输入之中捕捉和发现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我很不客气地用了简陋这个词，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太多所谓“理论”的粗糙程度简直对“理论”这个词的辱没。首当其冲的就是各种心理/性格测试题和各类占星命理。比如，MBTI，用一套简单的一眼就能看出意图的题目把人在四个维度上分为16种类型，且不提故意trick这个测试的情况，哪怕是认真诚实地完成，它也毫无价值。为什么呢，因为精度太低，完全无法在具体的事情上给我们提供任何普遍可靠的帮助。你或许会说16种类型听起来还蛮精细的。不如，我们就用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来对比一番。

大语言模型的核心是深度神经网络，它并不能直接处理字符(token)，而是需要先对字符做embedding。简单来说，就是把字符映射成向量，再把映射后的向量送进神经网络参与运算。这也是神经网络在语义理解上的关键。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在embedding的世界里，向量化的字符是可以完成类似 King - Man + Woman ~= Queen 这样的数学运算的。在这里，embedding 的向量维度和神经网络深度共同决定了AI捕捉语义细节的能力。那么，通常的维度是多少呢？以2024年初OpenAI发布的text-embedding-3-large模型为例，每一个字符都会被映射成一个3072维的向量。当一个时常会被我们吐槽不够聪明的AI在把每一个字符都扩展到几千维来进行分析的时候，MBTI居然要把一个个复杂的活人压缩到四维。这份差距我想已经无须多言。

生活中大把的人把这样极度失真的压缩奉为圭臬，期待依赖这些玩意来了解自己，了解生活。在我看来是对待生活极度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不再去观察对方真实的眼神和情绪，而是拿着“分析报告”去对方身上找证据：“哦，你是 ESTJ 啊，那你肯定很强势吧？” ，“你是处女座？难怪你有洁癖”。如果对方表现出一点点符合描述的行为，我们就惊呼：“太准了！”；如果对方表现得不符合，我们就选择性无视，或者说“你的星盘里肯定有别的相位”。这样用廉价的标签去替代昂贵的理解，我们能获得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只有“消除了不确定性”的幻觉带来的虚假确信感。其实，对外部的认知有些许的偏差通常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毕竟日久总可见人心。麻烦的是我们难免会拿这样的标签来规训自己，一边嘲笑古代那个削足适履的人，却同时做着事实上为了穿鞋而去砍脚的荒唐事：那个明明想去演讲却因为确诊了‘I人’而退缩的人； 那个明明心动却因为‘MBTI不合’而分手的人；那个被“确诊”回避型依恋而不再为磨合与改变付出努力的人。于是，一场按图索骥和削足适履的合谋就此展开，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就此开始：当我们习惯了按图索骥地寻找标准答案，最终往往难逃削足适履、将自己变成那个答案的命运。

Richard 在文章结尾说： “We want AI agents that can discover like we can, not which contain what we have discovered.” 在我看来，这句话也可以说：“我们应该努力去成为能够自己发现知识的人，而非只做别人结论的复读机。” 而他在博客文章中提及的“meta-methods”也像极了我们在哲学话题中时常会探讨的metaphysics。正如这些meta-methods非灌输而是通过学习庞大训练数据逐渐浮现的一样，我们对生活的理解也应该更多来自于对生活的体验。尤其重要的是，所谓体验不仅仅是尝鲜和猎奇，更是从日复一日的平淡重复中体味出滋味。

多说一句，除了对于自己，这个过程也像极了孩子的教育：我们究竟是应该把自己获得的结论以“过来人的经验”的名义灌输给孩子，还是帮助他们建立属于自己的“知识发现”能力？我目前的想法是：自主的“知识发现”能力依旧是最重要的，但一个人能够获得的“数据”终究是有限的。因此，在帮助孩子们建立meta-method的同时，依旧需要适度地灌输已有经验，并期待孩子日后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优化和完善这些经验。

诸君共勉

先多说一句，居里夫人的成就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们夫妇的共同成果，在此，为行文流畅，请允许我使用“居里夫人”这一称谓来指代他们二人。这并不是在抹杀Pierre的成就，只是刻意区分会让行文变得拖沓。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偶然的书店里鬼使神差地买了本《居里夫人自传》，没有多久就读完了。感触颇多，想要试着梳理一下。另外，这本书本身有一个大问题，我会留在文末提及。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听过居里夫人的故事，知晓了她的勤奋努力，高风亮节，还有她一生最耀眼的成就：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和镭，以及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但小时候读到的故事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她只是不停地煮沥青矿渣，然后发现了这两个元素，为什么会因此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熬沥青矿渣看起来不是什么高难度的工作，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没啥机会见这两种元素。通过一个没啥难度的劳动，搞出一个谁也见不着的发现，在那时的我看来，我也行。

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想说，他们夫妇最伟大的成就是在尝试分离和提纯未知元素过程中归纳的方法，发明的设备和仪器，摸索出来的工艺和流程。这不是单纯搅拌沸腾的沥青矿渣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在已有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尝试新的提纯除杂方法（例如 Differential Crystallization）。 而最终从数吨矿渣中提纯出来的那百分之几克纯净元素盐不止是整个过程的终点，更是一个新学科的起点：纯净放射性元素的获得让人们得以准确量化其物理和化学性质，使系统化地研究放射性成为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后来者们通过使用和改进居里夫妇摸索出来的办法，不断发现新的放射性元素，让全人类在这一全新领域不断开疆拓土，攻城拔寨。相比之下，诺贝尔奖则仅仅是一个来自社会的认可而已，有或没有都不能对他们的伟大程度产生有丝毫影响。或者说，他们愿意接受颁奖，是诺贝尔奖的荣耀。概括起来，就是她和Pierre共同敲开了一个全新科学领域的大门，并且让诺贝尔奖蓬荜生辉。

从居里夫人的故事中，让我有了一些感触，并深受鼓舞。

这是一张于1927年10月召开的第五次索尔维会议的与会者合影，照片中是当时科学界最重要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居里夫人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在当时那个以男性为参与者的科学界能够获得一席之地，取得卓越的科学成果，这样的成就是非常激励人心的。不仅仅激励那些希望打破世俗刻板印象并有所成就的女性，更是激励每一位正在从事困难工作的人。 “有力克万难的她作为榜样在，我们一定也能创造出一番属于自己的成就”。而有趣的是，在居里夫人的自述里，她提到年轻时的自己也会去读圣彼得堡杰出女性的故事，并以她们为榜样来要求和鼓励自己的往事。现在，她自己又成了每一位后来者的榜样。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两位女性画家，Sofonisba Anguissola 和 Lavinia Fontana 。

即使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绘画领域如同20世纪初的科学界一样，是没有女性的。Sofonisba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小贵族之女。她所表现出的绘画天赋让自己年轻时就在当地小有名气，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被认可，最终成为西班牙皇室的宫廷画师。她的成就激励了很多热爱绘画的女性，其中最有名的就是Lavinia Fontana。她是欧洲第一个开设自己studio的女画家。与Sofonisba主攻人物肖像画不同，Lavinia的绘画题材更广泛，也更成功。令人感动的是，Lavinia在自己1577年的自画像里，摆出和Sofonisba相对称的姿势（如上两图），致敬了自己的榜样。在她们二人以及诸多早期女艺术家的努力下，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实现自己的潜力，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也让我们得以见证越来越多的传世佳作。虽然我不知道居里夫人的Sofonisba是谁，但我相信，居里夫人的故事已经激励了无数后来者。

我们都会受到榜样的激励，而我甚至认为，我们必须要有榜样。但在此之前，我想说一个有趣的算法：Stable Diffusion。

Stable Diffusion是我们在谈论AI绘画时必然会提到的算法。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一个绘画算法而是一个降噪算法。可是降噪算法怎么绘图呢？它从一副满是噪点图片开始，然后通过一遍又一遍的降噪过程逐渐让画面清晰起来。与其说是绘制一幅画，不如说是让一幅画从一片混沌之中浮现出来。下图很好地描述了这个过程：经过40轮noise cancellation，一幅城堡的画面终于从一片混沌中浮现出来。

这种感觉有点类似于制作雕塑，雕刻家首先需要知道哪些部分的石头是不需要的，才能着手进行雕刻；凭空乱凿一通只会产生一地的碎石渣。降噪过程亦是如此，它需要预测什么是噪点，然后再进行去除。因此，在能够画出城堡图片之前，模型需要先使用各种城堡相关的图片进行训练。这些图片就是他降噪的依据，让它每一步都能够依照自己的需要在“探索新的图形可能性”和“利用已学到的城堡图片来生成连贯的结果”之间寻求平衡。就仿佛一个人在尝试新办法与借鉴已有知识之间找寻一个平衡（Balanc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这样才能既避免从一片随机噪点变成另一片随机噪点，也避免对已有图片进行直接复制。

除了有趣，这个算法还有一个迷人的地方：它像极了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们初生时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片混沌的随机噪点。虽然还什么都不是，但也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之后，在生活的训练与我们自身努力的共同作用下，自我逐渐浮现，成为一幅被称之为人的画。这幅画可以是一位工程师，学者，作家，音乐家，或兼而有之；而不论如何，这都是一副会被称作《自己》的画作。居里夫人就是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画出了一幅细节丰富的英雄画卷。Noise cancellation是熵减的过程，是逐步用秩序替代混沌，这注定永远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意味着我们并不总能够获得满意的结果。究其原因，往往千差万别：有的人使用的模型已经崩塌，仿佛一颗僵化的心，不论如何努力都只能产生模糊的景象或者涂鸦一般草率的线条；有的人无法塑造出足够高效的算法，直到生命的终点也只获得一番勉强的图景；也有的人没能从生活中获得足够的借鉴和积极反馈，导致Exploration 和 Exploitation 的平衡被打破，在完全随机的Exploration中反复徘徊止步不前，仿佛被困住一般。我猜托尔斯泰说，“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大概是在说一样的事。

刚刚说，我们必须要有榜样，这是因为榜样的故事能为我们提供足够多的确信，尤其当故事是诚实且足够丰富的时候，我们就不难发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烦恼，感受到的迷茫，经历过的悲伤，榜样也一样经历过，甚至会更多；多少次失败，多少次想要放弃，又多少次重新开始，一路跌跌撞撞直到最后勉强算得上成功。“我姐夫曾说我早年的学习生涯是我一生中的英雄岁月，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和丈夫共同奋斗的这段日子才是真正的英雄岁月”，居里夫人在书中如是说。其实，谁也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画出了一条英雄的轨迹，为世人所传诵。除了榜样的故事，日常生活中能为我们提供确信的事太少了，大部分都是琐碎且繁杂，且难以参照。当我们站得太近，看得太仔细，会觉得一切都无法忍受；而当我们一路退回到整个宇宙的尺度，又会被虚无感所笼罩，仿佛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我们的心就像是游标卡尺上的滑块，在从远到近的尺度上反复滑动和摇摆，时而胸怀天下，时而斤斤计较。于是我们时而高瞻远瞩，时而又寸步难行。反复消磨之下，自己逐渐向“生活的现实”低头。而榜样故事带来的确信能够让我们培植出属于自己的信念： “如果我的榜样能够做到，那么我没有理由不可以”。这份信念像锚一样帮我们固定位置，不再轻易滑动，并且坚持下去。

居里夫人在她书的序言中写到：

每个人的生活似乎都很不容易，但我们必须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自信。要相信我们都有某种天赋的才能，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实现它。这样当一切结束时，我们就能问心无愧地说： “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这里，“不屈不挠的精神”就是坚持。仿佛也是stable diffusion绘画过程里的迭代（iteration）。比如那副城堡画，是通过40次迭代才呈现出来的，其中不乏对部分画面的反复修改。不论每次修改的结果是否足够满意，AI都没有停下的脚步。而只要一直坚持下去，收敛就是一个必然结果。

收敛，是算法的主要目标之一。与之类比，赶在生命的终点之前完成自己的画作看起来也是我们该去追求的。既然我们自己的人生画卷在生命结束那一刻才会定格，那么在此之前一切都还未结束，比起在意每次下笔的得失，更重要的是对画面定格那一刻自己的期待和在此之前不懈的努力。对太大的事不必多烦恼，对太小的事不必多费心。在此之间，只要没有走到人生的尽头，所有的遗憾就都有挽回的余地，所有的想法就都还有实现的空间；过程中的颠簸都只是插曲。在理想/目标的引导和榜样的借鉴之下，收敛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不论这个理想/目标看起来多么困难。就如同居里夫人最终成功提纯镭盐时说，如果当初知道新元素的含量如此之低，自己就不会去开始提纯的工作；但她在开始之后，便不曾放弃，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收敛是一个必然结果”。当写到到这一句时，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宽慰。只要自己还在朝着目标去努力，便不必担心一切都是无用功，把时间线拉到自己生命的尺度去看，力气是不会白费的。如果说史铁生那句“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表达了终点总会到来，不必急着去放弃自己。那么“收敛是一个必然结果”则表达了这个终点一定是低熵的。

其实，我很久以前就写到了这里，但是总觉得缺了些什么。尤其是当在谈论榜样的时候，我究竟在谈论什么？如果是谈及信念，现在的我说还不出任何深刻的东西，所有的讨论都难免落入空洞的俗套变得毫无价值。但如果不是谈及信念，我又实在想不出还有任何值得去思考的内容。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篇博客一直没有发布。

直到前段时间在看Netflix制作的电视剧《百年孤独》，剧中吉普赛人Melchiades在和Jose Arcadio第一次重逢的时候，说了一句话：“The world is a big place, it takes some time to traverse”。这句话击中了我。因为在这句话里，世界除了是我们的物理世界，更是你我心中的世界。它需要一点时间来traverse，来iterate，来梳理。就像stable diffusion算法一般，这篇博客不是话题的终点，只是一个iteration。于是，我对内容逻辑重新做了修改和整理，删去大量未成形的草稿。即使如此，行文依旧显得头重脚轻，不成章法。再有新的想法之前，就先如此。

不过，回到这里永远在我的计划之中。就如同Melchiades对Jose Arcadio所说的那样。

PS. 居里夫人从来没有写过自传。国内书店销售的《居里夫人自传》全都来自她为丈夫写的传记《Pierre Curie》。居里夫人在丈夫传记的结尾部分附上了几篇自述。国内出版商便把书的内容前后颠倒：将她的自述放在前面，她为丈夫写的传记则被放在后面。然后把书名改为《居里夫人自传》。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终于读完了这本超厚的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这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书，旁征博引，极具启发性。同时，也是一本极具美感的书，行文和措辞都很工整。当然，正是因为这样庞杂的内容，让我很难梳理出一个足够涵盖自己所有领悟的脉络。但还是想尽自己所能，来聊一些感触。祝我好运。

先简单概括作者的假说。作者认为我们人类在拥有自我意识之前，大脑中一直有来自声音/幻象的命令来指引我们做出行动。做为无意识的个体，那时的我们对这些命令是无条件服从的，仿佛是来自神的旨意。为了简化描述，允许我姑且把这种幻象称做神，把这些声音/指令称作神谕。在同一个聚集群体里，每个人心中的神和神谕是大抵相同的，这份“共识”是一个群体能够共同生活的基础。但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所拥有的“共识”之间是有差异的，神和神谕可以有着很大的区别，一味服从自己的神谕可能会导致族群间的误会与冲突。于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贸易带来的跨“共识”族群交流和文字的诞生(信息可以摆脱声音来传达)逐渐开始削弱神在人心中的不可置疑的权威性。之后频发的自然灾害以及紧随而来的大迁徙则进一步加速了交流的过程。尤其当跨“共识”的交流变成了对有限资源的争夺，这份生与死的考验让神和神谕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在一个情况随时变化，形势不断逆转的背景下，完全依照不可置疑的神和神谕去行事的群体开始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我们的祖先在这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产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心中的神开始逐渐沉默，神谕不再被传达，与此同时，能够快速应对周遭环境变化的思维模式，主观意识（subjective consciousness），诞生了。就仿佛我们终于睁开眼睛开始看这个世界一样，与之伴随的是认知的快速扩展，我们的祖先也因此终于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时光里重新站稳了脚跟。

作者引用了大量考古和医学研究成果来铺垫自己的假说，但其实更有趣的是作者引申出来的讨论：自我意识的诞生的同时，与神一起沉默的还有神谕所提供的毋庸置疑的确定性。从此没有神谕再告诉我们该怎么活，我们不再知道自己的意义，会开始问“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们需要开始做出选择，不论是考虑短期还是长远，但再没有声音来指导我们怎么做。这份不确定感带来的不安是如此的难以忍受，以至于我们在几千年来所做的一切，不论是问卜，算卦，占星，还是求神，以及最后把这一切都系统化成各路宗教或各类权威，都是在寻求曾经“确定性”的替代品，希望能重建与神的连接，再次聆听神谕。用作者的原话是： “Everywher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re are substitutes, other methods of authorization…There are also the huge commercial and sometimes psychological successes of various meditation procedures, sensitivity training groups, mind control, and group encounter practices. Other persuasions often seem like escapes from a new boredom of unbelief, but are also characterized by this search for authorization.” （GPT 翻译：当代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替代品、其他授权方法……还有各種冥想培训、敏感性训练组、心灵控制和团体遭遇实践的巨大商业和心理成功。其他说服方法看似是对新无信仰的厌倦的逃避，但也具有这种寻求授权的特征）

这不断寻求的过程中，诞生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方向：科学。其实，它和其他宗教没有任何不同，都是对确定性的寻求。即使在近现代科学早期还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作者说，1842年，四个德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体甚至会用自己的血来写manifesto，妥妥的宗教仪式，Reymond-Brucke oath。然而，科学因其愈发显现的实用性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它表现出与其他任何一种已有宗教明显的不同，也进一步完成了自己的世俗化，彻底与宗教在形式上分道扬镳，甚至看起来像是在对立面。这样的变化让宗教逐渐式微。

科学，在本质上是系统化的经验总结，而经验来自于生活。对于自然科学而言，通过观察生活中的现象，我们利用严谨的数学语言进行严密的推导以及验证，容易得到一个足够可靠的经验。但对于人文或者社会科学，相比之下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了。因为没有办法用数学来量化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部分，大部分时候所做的事都是对一个细节进行观察，然后希望从中得出的结论足以如自然科学理论一般可靠。但这种“盲人摸象”式的以偏概全，注定是无法在可靠性上和自然科学理论相提并论。但即使是自然科学，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于是，有趣的事发生了：科学击碎了宗教的威权（杀死了上帝），却没有提供足够的替代物，而我们对“确定性”的需要并没有消失，于是各路奇奇怪怪的替代物开始有了市场。从各种已有宗教的新兴小教派，到各种新发明的宗教类似物开始兴起。用作者的话说：“Applied to the world as representative of all the world, facts become superstitions. A superstition is after all only a metaphier grown wild to serve a need to know.”（GPT 翻译：将事实应用于代表整个世界的世界时，事实就变成了迷信。迷信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比喻，用于满足对知晓的需要）这种方式获得的理论更像是一种迷信，它们的野蛮生长只是为了填补我们对“确定性”的执着。而它们的底色，无一例外是宗教化的。我想，我有点理解民科了，他们并不是在试图延展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而只是抱着自己的迷信搞自己的private religion；那些flat earth society也一样，我们只是他们眼中的异教徒。

关于宗教的底色，作者举了几个例子，其中对现代历史影响最深刻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研究路易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得出了阶级斗争理论，用它解释过往的历史，同时关于我们的未来，给出了不由分说的确信。这份确定性对我们未来要去向何方，阐述了一个无可置疑的答案，作为交换，它要求追随者提供毫无保留的付出，严肃的入会仪式，以及对理论文献无可置疑的崇拜。于是，在这些如几个世纪前宗教一般的方法加持下，虽然其他一些社会学理论也多少有着类似阶级斗争的描述，但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了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威权国家，就像历史上只有能够提供一个确信未来的宗教才能够诞生一个帝国一样。

原来，自然科学才是科学的异类，只是它的足够可靠让我们以为打着科学旗号的理论都是如此。其实在它的边界之外，我们失去了可以信赖的知识，只能靠着迷信生活。但我们不知道，以为自己拥有了真理，获得了使命感，知晓了活着的意义。但迷信就是这样，总会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辜负我们，像一辆突然抛锚的汽车，无情地把我们丢在布满迷雾的深林深处。直到下一批汽车到来，曾经同舟共济的伙伴上了不同的汽车，各自期待自己这次的选择能够真正到达终点。只是，一再被辜负可能才是我们历史的常态。

我经历过两次比较大的思想转变，第一次是理解了“科学不是真理”，第二次是发现“真理也不是真理”。其实，读完这本书，我觉得第二次可以重新描述一下，“真理只是迷信”。

如果我们对确定性的需求是刚需，那么迷信就是必须的选择。但我们也要像没有可靠交通工具的时代，随时准备应对抛锚，如果不能换乘，甚至要准备好踽踽独行。即使没有“真理”，也要能活得精彩。可是，如何做到呢？

作者的假说里，还有一部分理论。大意是说，在bicameral mind时代，人们脑海中听到的神谕，很有可能是诗和歌的形式。其中一个有趣的观察是，有人因为病变，切除了左脑负责语言表达的部分，于是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但依旧可以唱歌。除此之外作者还列举了一些其他的论据。在作者看来，我们对诗/歌/音乐的热爱，更多来自于我们对于曾经自己的共鸣，让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个已经沉默的右脑。让我想到《西西弗神话》里，加缪引用尼采的话“幸亏我们有艺术，不用为真理而活”。结合作者的理论，我猜尼采是在说“幸亏我们能时常窥见自己来时的路，不用为赋新词强说愁一般地去强调所谓的意义”。因为 意义是左脑通过语言构建出来的概念，但左脑自古以来都是无条件服从右脑，所以，在伟大艺术面前，所有的意义都显得苍白无力。仿佛右脑对左脑说“你闭嘴”。热爱艺术，或许就是救赎之道，让我们即使在低谷里，也容易振作起来。

虽然不论我们如何祈求，也无法再唤醒那个沉默的右脑。这似乎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在我看来，右脑的一再沉默更像是一种认可，仿佛在说“你不需要我，你已经走了这么远，现在要做的只是再前进一点”。虽然不懂求神拜佛，但我想，在求神拜佛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认可，因而他们觉得自己无须多言。

这本书只是作者的假说，并且以这个假说为基础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但网上的书评褒贬不一，批评它的大多是说这本书是伪科学，没有得到主流学界的承认云云。实话说，如果整本读完还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是太草率了。我不禁想到奥古斯丁对怀疑论的反驳，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获得足够确信而丝毫不容置疑的地方太少了。如果任凭怀疑论去怀疑一切，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无法延展。倒不如无条件地去相信一些东西，然后以此为基础，看看能否获得一些有用的知识。就像无条件地相信一些数学公理，并以此为基础，看看能不能构建出来一个数学知识的系统，哪怕不同系统之间的公理是矛盾的也没关系。而这本书的作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自己的理论也是一种迷信，只是，他从这个迷信出发，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而这些事是值得分享的。

The very notion of truth is a culturally given direction, a part of the pervasive nostalgia for an earlier certainty.

这段时间读了两本书，《人的大地》和《西西弗神话》。其中《人的大地》是重读，而《西西弗神话》则因为不太读得懂而几经中断，这次终于读完。虽然对内容依旧有一些不解的地方，但依旧是颇有收获。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这两本书用不同的方式大概讲了同一个主题，也不知道两位作者是不是彼此相熟。说到收获，就会想要写下来，算是一篇读后感。

北非有一个国家叫摩洛哥，她的英文名 Morocco 来自于她的主要城市 Marrakesh，但在其他一些语言中她并不叫Morocco。土耳其人一直叫她Fas，来自摩洛哥另一个城市的名字；在阿拉伯语和伯伯尔语里，她的名字是المغرب 和 ⵍⵎⵖⵔⵉⴱ 意思是 “西部”， “太阳落下的地方”，因为她在整个北非的最西边。同一片土地，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如此多的名字，每一个都包含了这里的一部分特点，但没有一个能囊括所有的信息，有的名字换到别的语言里甚至行不通。比如，即使英国人不称呼那里为Morocco，也不大可能称之为The West。这种感觉像极了盲人摸象的故事，不同的人都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用他感受到的部分来represent这片土地。从此，这片土地和这个名字就映射在了一起，提起这个名字就会想起这片土地；反之亦然，为我们在语言中指代她提供了便利。

就像摩洛哥一样，我们生活中几乎所有的物品都会有不同的名字（representation），但也和摩洛哥的名字一样，每一个representation其实都只能概括这个物品的一部分特点。比如，在我们手机上都有的扬声器。我们称其为扬声器，是因为它能发出声音。在一个做手机硬件的人看来，它也是一个换能器，把电能转换为振动的能量。两个名字都对，只是侧重点不同，一个名字强调能发出声音，另一个则强调能量转换，虽然只是一部分特点，就像盲人摸象，但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是这样吗？

那，让我来介绍一款app： radio wave sync。

这个app是做什么的呢？世界上有很多授时中心的电波发射塔，这些发射塔在不断发射授时信号。有一些手表能够直接接收这些信号完成自动对时，这种手表一般叫做电波表。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会发现，在高楼林立，电磁环境复杂的城市里，手表很难成功接收授时信号。这个app的功能是成为这些发射塔的替代品，帮助手表随时随地的对时。我猜因为基带和天线的限制，手机自己的天线不能直接发射授时信号的。这个app是如何做到的呢？是用手机扬声器。因为扬声器也是一个换能器，当它通过电磁线圈把电能转换成磁场并驱动振膜发出声音的时候，电磁线圈是会发出电磁波的。这个app所做的就是播放特制的音频，当扬声器在播放音频的同时，里面的电磁线圈也产生了和电波发射塔一样的授时信号。这时只要把手表放在扬声器旁边就能完成对时。亲测可用。是不是很精妙？对于一个习惯于 “扬声器”名称的我来说，非常精妙。但对于一个习惯于“换能器”名称的人来说，或许是自然而然的。

如果某一个事物在我们心中的representation里没有包含相应的信息，那么这部分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于是也就无法设想可以使用扬声器来发射电磁波。《盲人摸象》的故事看起来荒诞是我们因为站在上帝视角，知道那是一头大象，所以会嘲笑盲人的局限和认识的狭隘。但如果没有上帝视角，如果我们初次接触一个很难窥探全貌的事物时，自己又能比盲人强多少呢？我很怀疑。

如果对一个复杂事物的representation不够丰富，会丢失很多信息，成为我们的局限，这便是“盲人摸象”的问题。只是这种问题似乎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一直在创造复杂的东西，作为个体，一个人能够处理的复杂程度是有限的，而更强大的功能往往依赖更复杂的系统，为了能在复杂度上更进一步，我们一直在做抽象化，aka 通过抛弃细节来简化representation。比如，我们会把一辆汽车切分成不同的系统，动力系统，悬挂系统，电气系统等等。然后在各个系统之间定义接口，从而把各个接口联通，制造一辆汽车。对于做悬挂系统的人，不需要知道发动机用的是什么燃料。他们只需要知道如何和这一整个动力系统对接即可。在这里，那一大堆复杂的机械和管线被represent成了一个简单概念：动力系统。不光具体的事物是这样，抽象的事物也一样。比如数学，当我们证明了一条定理之后，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直接使用它而跳过证明的过程。加速了我们解决问题的速度，但也让我们无从知晓定理证明过程中使用的数学技巧。或许就是因为不知道相应的技巧，让我们无法解决一个答案就在眼前的问题。这是一个取舍，通过主动抛弃信息，为进一步复杂化的创造干净的基础。因为丢失的信息太多，让整个系统出现难以理解的现象。比如，看到过一个故事，说早年间凯迪拉克的一些轿车会在某些高速路上发生ABS系统失灵。最后经过一番辛苦排查才发现是高速路的测速器发出的电磁波干扰了ABS。事实上，复杂系统产生奇怪问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软件领域尤甚，以至于不会写程序的人也都知道bug这个词。而总有些奇怪的bug怎么也查不出原因。

这也是我不再相信“量变引起质变”这句话的原因。并没有真正的质变发生，东西还是那些东西，只是通过复杂的积累和组合，让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抽象概念来represent它。但它原本就有的属性和特点，从来都没有变化过。把它当做一个全新的事物来对待是草率且武断的。

我们语言中几乎所有的词汇都是来自对这个世界的represent。我一直在使用这个词，是因为它太重要了；represent的过程就像是透过透镜来看世界。与其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如说我们生活在自己脑海中对这个世界的representation里。甚至连这个词都可以被represent成 metaphor，narrative，ideology等等。至于这个透镜是放大镜，望远镜，哈哈镜；是磨砂的还是带颜色的，甚至是多种组合在一起的，都因人而异。“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不，哈姆雷特有几个，甚至有没有都不重要，不管怎样，一千个人有的只是一千个哈姆雷特的representation。

我们通过取舍来概括和抽象化一些复杂的事物，以便为构建或理解更复杂的事物做好准备。同一个事物，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多样化的representation，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各个事物都有丰富的representation，那么他在构建或者理解复杂事物的时候，会有更丰富的手段和角度。这便是我的理解。听起来没有什么新奇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对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的representation是完全正常的事，没有谁对谁错 或者 谁真谁假，大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哈姆雷特。做为个体，大家多多学习，多多观察，丰富自己，便可逐渐加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听起来像极了劝人努力了解生活的陈词滥调，这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呢？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真理”的东西也仅仅是representation而已，是通过抛弃细节形成的简化，所以谈不上“真”，更不会对所有人都是“理”。这也很好解释了为什么关于“真理”的讨论迟早会以一通争吵和不欢而散收场。更说明了，作为一个representation，“真理”仅仅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而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突然就理解了伽利略为什么会对罗马教廷屈服：争论地球和太阳究竟谁绕着谁转，简直就像争论买苹果手机和买安卓手机哪个正确一样无聊。宇宙永远都按照它已有的样子运行，不论你脑海里怎么想。至于你让我服从你的真理，那站在地球上看，太阳是绕着地球转没错；而我自己的理解也未必一点问题都没有。反正多一个representation而已，根本不值得我牺牲自己的性命。我甚至愿意相信，伽利略当时可能心底根本就不在乎，只是担心被这帮疯子骚扰，才保持低调，推迟出版物，再演出一副痛苦的样子。一方面是给这教廷一个他屈服了的representation，同时也给那些对“真理”狂热的人一个交待：“老夫也不愿意放弃真理，奈何教廷下手太狠，俺实在顶不住了”。然后换得清净，该干啥干啥。而裴多菲的那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现在再看，揭开热情和浪漫的表面，里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像极了一只做工精美的太阳能手电筒，不能帮我们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

Representataions 只是工具而永远都不应该是目的。但搞反这种关系太普遍了，结果会怎么样呢？你以为自己获得了一个值得为之而活的“真理”，其实是“真理”又捕获了一个奴隶；所以当遇到工具升级换代，一个真理被抛弃的时候，被释放出来的奴隶会或无所适从，像被放归山林的家畜；或显现出不可思议的，划清界限的决心，冲在前面去打碎“真理”的雕像，就像一个老农气鼓鼓地砸碎蹩脚的铁犁。

实际上，除了”真理“之外，我们把工具/手段 当作 目的/理想的例子依旧比比皆是。例如，每一个职业都应该是一个工具/手段，是一个representation。我们高中的时候，会选择成为一名文科生或者一名理科生。不同的选择会让之后的课程安排有所不同，这无可厚非。但很快就会开始听到一些类似，“我是理科生，才不看你们这些文科的东西”。这种无端的自我限制仿佛是在昭示我已经抵达了人生最后的归宿，从今往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可他却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人。人不应该为自己画地为牢。一名飞行员可以是一位好导游，一位数学家依旧可以弹奏优美的音乐，一位将军也一样可以是一位诗人。我们用职业来方便描述和了解一个人，但一个人绝不应该用这样方式来限制自己。这种荒诞性不亚于 “因为我的星座是XXX，所以我不能说爱你”。“你们这些学计算机的理工男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艺术”。我们用语法来represent一门语言的规则，但别忘记了，语言的诞生远早于语法，永远不要妄图用语法来限制语言，那只会让你的语法规则里出现越来越多的特例，最后变得毫无用处。

好吧，如果这一切都是representation，一切都是工具/手段，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该为什么而活？我想，可以换一个问法： 当我们逐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趁手的工具，我们该做什么？我相信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Saint-Exupéry 和 Camus 在各自的书中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创造。去创造更复杂的工具，更复杂的representations，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并且立即行动起来。

可如果失败了怎么办？是啊，失败了怎么办。更何况人都会走到生命的终点，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1807年，英国人消灭了丹麦海军，作为回应，丹麦人种下了9万棵橡树，并打算用这些树木重建丹麦海军的辉煌。大约是2007年，丹麦皇家林业局给玛格丽特二世女王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海军要的树都长好了，随时可以提货。故事的细节在这里：Denmark’s Navy Oaks Repurposed | International Oak Society。类似的还有西班牙的圣家堂，1882年开工，建了140多年还没搞完。

丹麦海军已经不再需要橡树来造船了，西班牙人也不再需要圣家堂来承载他们的信仰。那片橡树林会变成桌子，椅子，或者森林公园什么的；而圣家堂现在已经是不需要怀揣任何信仰都可以进去观光的旅游景点。看起来最初的这些努力都变成了荒诞的无用功，还不如当初不要开始。

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件事开始做，就是一种决心和信念的表达，只要坚持下去，最后结果究竟怎样倒是其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文这两件事根本就不是为未来而做的，他们是为了当时的人。丹麦战败了，但是决定卧薪尝胆，从橡果开始重建海军，这件事对当时人们的鼓舞是实打实的。至于200年后有没有一支无敌舰队，没有关系。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只要圣家堂还在建造，当地的信众就会感受到希望与力量，会更紧密地凝聚在一起，“教堂还没建好，我要努力工作，再多给施工队捐点钱”。在这里，鼓舞人心才是目的，种树盖教堂只是手段。

或许，我们就是需要做一些在后来看来荒诞的事来鼓舞现在。就像西西弗明明知道推到山顶的石头还会滚下来，但依旧义无反顾一样。就算是一个看似昏暗，没有光明的未来，我们也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Camus说，“对于毫无光彩的生活来说，是时间支撑着我们。但总有这样的时刻，我们必须支撑着时间… 尽可能地坚持下去，仔细观察已经渐渐远离之地的奇花异草”。Saint-Exupéry 说， “人在跟障碍较量时，才发现自己的价值”。

即使觉得荒诞，觉得毫无意义也不应该放弃，因为 Absurd only represents the gap between representations。无意义感，来自我们representation的链条里，缺了的一环。但唯有进一步的坚持，才能有机会补上。

Every mapping is a represntation.

活着，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这生活还是美好的。

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翻看了自己的日记本。之前的自己确实有不少有趣的想法，我甚至怀疑这是自己能写出来的东西；也很难不留意到，我一直在督促自己努力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那我究竟做得怎么样呢？其实不太好，大多时候依旧是还是那个浮于表面的人，感觉有一部分是因为对未来生活，尤其是感情生活的不定感。要用一个词形容的话，我会选是 inquiet。可能因为是 in + quiet 的组合，比worried多了一种跃然纸上的不安定感：not be able to feel settled。以至于整个人都在生活中原地打转，像极了 在《极乐迪斯科》中拒绝对话，于是时间不再前进一样。仿佛自己是一个单线程的动物，如果在一件事上被卡住，整个人就无法安心前进。

我并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感受；大概是小时候，当学习进度不如预期，便会被禁止做一切与学习不直接相关的事。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最高优先级的目标不能被deliver的时候，需要适当重新分配注意力。趁还来得及，让状态重回轨道。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想大概在于这原本正常且普通的策略被附加了一个价值判断：“如果成绩出现下滑，你便不配拥有做低优先级事的资格”。这种想法的起点在我看来是有趣的，因为在小的时候，游戏时间总是被当作认真学习的奖励出现的，那么，这种“只有好的学习表现才能换来的奖励”便成了一种特权。就这样，一件本应由孩子主动依照主观意愿来平衡自己精力的事，变成了由家长做为法官进行审核，孩子获得许可后方可实施的流程。孩子失去了原本该习得的技能，以及对自由的感觉，因为他们不再需要自己去学习如何取舍，只要等待被安排即可。可当习惯这样受限的生活之后，如果没有了家长，在取舍上便没了准绳。如果一件事心生不宁，又没有自己做主的习惯，便被困住了，就像《等待戈多》一样，等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人。等待是没有尽头的，于是只好在原地用各种奇怪的方式打发时间，聊各种形而上的，没有什么答案的话题。像极了现在的我。但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无意识地发生了，因此也就很难主动地做出改变。

我不并是借此机会去批评自己童年时所接受的教育，只是想试着来探讨一下这背后可能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弥补之法。假设我的这个感受是对的，即，如果习惯于使用基于“资格”的价值系统更容易让人感觉自己被困住。因为，在“资格”系统里，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如果你“不配”做一件事，那么自身的道德感便会把你紧紧拉住，如果这件事又是必须去做的，那便有了“被困住”的感觉（在这里我还无法探讨道德感的来源，姑且跳过）。有趣的是，让渡评判自己的权力给别人其实是非常tempting的，因为如果发生误判，责任并不在自己（如果是自己做主，后果只能自己承担。这是属于自由的代价）。而很多孩子和父母的矛盾也是因为听从父母的建议但结果并不如意，不论最初是被强迫或者无意识地服从，都难免于去blame帮他们做出安排的父母。

这里有几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便是习惯。对于习惯性的行为，我们是不思考的。在习惯的力量下，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方向上滑出很远，就像看短视频一样，不知不觉便会花去几个小时。其次，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经被习惯带偏时，是否需要去纠正。沉浸在习惯的怀抱里或许没有什么不妥。继续等待一个新的“家长”，就像每一个在等待弥赛亚的人一样，让他来赋予自己使命。最后，如果有意愿去改变，想要离开习惯的河流，又该如何避免被习惯重新拉回去。就像很多人说戒烟很难一样，在与习惯的对抗中，我们是否能有力量去长久地保持优势。

对我来说，前两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个是我需要去思考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模糊的答案，就让笔带着我来梳理一下。

先说点看似无关的。大概是四五年前，我意识到一个现象：经历过重大生活挫折并且成功东山再起的人更能通过三言两语来宽慰一颗正在挣扎的心。因为他了解那个曾经陷于挣扎的自己，那些宽慰他人的话都是曾经用来宽慰自己的。但这也意味着，与人聊天，多少有点自言自语的味道。就像有时有人请你帮忙做选择一样；其实他心中已有了答案，只是想在自言自语的时候有你在场，从你这里中获得更多的支持。而这也是我们在给予别人建议的时候需要分外小心的地方 —– 多听少说，听懂了再说，以免发生“罔顾别人的实际问题而不自觉地开始自说自话”的情况。又扯远了。我们会不自觉地忘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为大家都和自己相差无几，于是自然地，如同我们会把给自己的话说给别人一样，我们也会把对自己的要求施加在别人身上，我们会在内心评判别人的“资格”，是否值得信赖，是否可以成为朋友，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不一而足。有时还会忍不住“指导”别人两句，然后被人抢白“多管闲事”，悻悻收场。其实这个系统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在一个需要分工合作的世界，我们需要与陌生人建立关系，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基于“资格”的系统是可靠的办法。只是“资格”，这个你所展现出来的特征是需要去慢慢积累的，但有时只要搞砸几件事就失去了。于是，人很容易变得谨慎，不愿再去承担风险和责任；也有了敏感的羞耻感，不再愿意敞开心扉，会去回避和隐藏自己所不齿的东西；或者嘴硬，就像“考不上清华是因为不喜欢”那样，故作一种轻松的姿态。而越敏感的人似乎越容易对他人苛责，因为他们对自己也一样，甚至会更拧巴。我有时候会想，会不会是基于一样的原因，作为一个群体，在面临重大决定时，也更容易出让自己的权力。于是也就更容易造成权力的集中。或许“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这句话是在说“能多背锅，就再多背点”，直到某次彻底的失败于是被抛弃。又扯远了。

说了这么多看似无关的，其实是想说，当我们在评判别人“资格”的时候，我们也会站在别人的视角上评判“自己”的资格。这是自我约束的一部分，就像是登台前的彩排，都练习好了，才能展现完美的表演，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融入这个需要合作的社会。你也可以说，这就是“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但似乎出问题的就是这里。逻辑是这样的：我们更愿意去相信那些优秀的人所做出的判断，而我们也倾向于认为别人比自己优秀。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所有的秘密，知道自己做过的亏心事，更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完人，知道自己有多糟糕；但我们对别人一无所知，更容易相信别人比自己更完美，也就更有“资格”评判自己。于是，我们会在脑中构想出来的那个站在旁人视角上审视自己的那个avatar，它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只是我们臆想出来的，因而更是有了近乎上帝般无暇的形象，有着可以随意指责的权力。我们就这样画地为牢，活在了自己臆想出来的“别人的评价”里。

如果确实是这样，我们该如何避免画地为牢呢？我想到了基督教，这是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一上来就告诉你因为耶稣的牺牲，所有的罪都免了，你也是无瑕地来到人间；紧接着第二句“the vengeance is mine”，让上帝收走所有价值评判的资格，让旁人的评价不再对你有意义。剩下的事就简单了，保留这套“资格”系统，那个avatar被换成“永远会原谅和宽恕你的通情达理的上帝”，然后按照教义去生活，在由牧师等神职人员来提供售后，解答客户具体的困惑，助人脱困。只要这个人对教义的理解是积极的，客服是给力的，那么该客户大概率能过得不错。多说一句，基督教把人比作羊群，让羊群相信牧羊人，以及《孙子兵法》里说“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 都从各自的角度说出来人们对于“有资格的人”是多么地顺从。至于这个“资格”，是伪装的还是真实拥有的，没什么差别。这可能是政治充满谎言的原因，只有谎言能够长久地牧羊，因为长久的“资格”只能靠谎言来支撑。

我并不信教，也不想当羊，更不想画地为牢，该怎么办呢？我想，至少可以借鉴基督教的方式。让自己臆想出来的avatar不再是一位严苛的审判者，而是一位耐心的partner。首先收回他无可置疑的权威。我们要正确地看待自己，不必因为目光注视在自己的缺点上就忘记更多的优点。明明是一个瑕不掩瑜的人，就不要把自己当作恶棍。同时也不要对旁人抱有不切实际的认知，以为别人更完美。大家都是普通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都有自己的烦恼，也都有自己的幸福。不必过分在意旁人的评价，更不必在意自己臆想出来的评价。这份不在意之中，包含一切评价，不论是夸赞还是批评，不会被批评两句就沮丧，也不会被吹捧两句就膨胀。至此，登台前的彩排，错一两拍，漏掉一两个动作都不会是正式出演的障碍，甚至可以一边彩排一边想出新的舞步，也为自己临场创意发挥留足了空间。就像一板一眼的表演总是生硬一样，不强调严格的合拍反倒会有更轻松的更自我的发挥。当然，我们还是要有一套自己的准绳来实事求是地描述自己，只是，这次把准绳交给“永远会不离不弃地相信和鼓励你”的那个自己，让他成为新的avatar。最后，就是不要把失败太当回事。就像你不会想起别人的失败一样，别人也不会记住你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努力与成功的不易，不会去妄下判断。而妄下判断的人，他们的话语根本不值得去在意，因为那只是他们的自言自语。所以不论失败过多少次，你都永远有资格为新的目标出发。事实上，越是担心会失败，反倒更会早早放弃，坐实了失败；倒是坚持不懈的人，稀里糊涂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如何才能不被重新拉回习惯的河流？我想，让avatar成为自己的帮手可能会是一个可能的办法。Treat yourself like someone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helping。虽然还没有想好具体该怎么做，但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过程不会简单。

我想，要不就试一试。

Agissez comme s’il était impossible d’échouer. (Act as if it’s impossible to fail.)

想起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

前段时间打通了一个游戏，里面有两个有趣的角色，一位是天使，名叫 Inarius，另一位是 恶魔，叫 Lilith。

先说这个天使，Inarius。下图是他在游戏中的造型，他是光明的化身，由光组成的翅膀是他力量的象征，也是他与恶魔战斗的利器。游戏中，他在人间创立了一个宗教， the Cathedrale of Light，中文翻做 圣光教会，来接纳陷入迷茫的人们，引导大家信仰光明，对抗黑暗。Inarius慷慨地许诺给追随者们一个去往天堂的未来。在教会一日壮大的背景下，他组织了一只由信徒组成的远征军，踏入地狱深处，力图一举荡平黑暗。

然后是 Lilith，头上有犄角，背后有翅膀，画着浓重的眼妆。她出现在人间的时间比Inarius晚一些，但依旧通过蛊惑的方式找到了一批信众。有趣的是，她的不少追随者甚至就是变节的圣光教徒。她和Inarius相反，目标是先获得地狱的统治权，再带领地狱的力量彻底踏平天堂。大批追随者为此不乏与亲友反目，甚至家破人亡，接连殒命。

于是，在游戏故事的高潮，Inarius 率领的远征军 和 Lilith 治下的恶魔 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整个战斗过程极其惨烈。很不幸，人类远征军全军覆没，天使Inarius壮烈牺牲。当然，恶魔大军也损失惨重，Lilith身负重伤。这次，光明虽然没能战胜黑暗，但 Inarius 的牺牲更加坚定了人们的信仰，信徒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如果恶魔来犯，面对同仇敌忾的人类，胜负尤未知。

听起来是一个很普通的正邪不两立的故事，除了没有符合 “光明必将战胜黑暗” 的套路，简直乏善可陈。

只是，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

首先，在游戏的世界里，有天堂和地狱两个势力，他们永远都在争斗，被称作 the eternal conflict，永恒之战。

Inarius 和 Lilith 彼此认识。二人分别来自天堂和地狱，都厌倦了双方势力之间无尽的争斗，于是决定联手，创造一个世外桃源，the Sanctuary，庇护之地。并与彼此结合，在庇护之地诞下了天使与恶魔的结合体：人。

之后，天堂驱逐了Inarius，他被地狱囚禁，饱受折磨。Lilith也被封印，不见天日。至于 被称作 庇护之地的人间呢？也被卷入了永恒之战。人是天使与恶魔的结合，体内有恶魔与天使双方的力量，于是地狱一直想要通过腐化的方式让人类体内的恶魔之力充分膨胀，为己所用；而天堂则充满傲慢地认为人类是不纯洁的，不配存在，杀戮毫不手软。人类在繁衍生息的同时不断抗争，庇护之地竟然就这样坚持了下来。

除了对立双方没有握手言和之外，这是个《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般的故事，至少前半段是这样。只是故事并没有在这对鸳鸯被拆散后结束。Inarius最终还是从地狱中逃了出来，Lilith也摆脱了封印，他们都回到了庇护之地。各自的遭遇也让他们知道，想靠世外桃源来逃避永恒之战是一个错误。自然而然地，他们决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弥补。

Inarius决定放弃抗争，接受永恒之战的宿命，认为自己做过的事都是错误。他立志于纠正自己犯下的错误，好让自己重回天堂。他想当然地定了两个目标，第一，杀掉Lilith，这个让他误入歧途的女人。第二，抛弃庇护之地。他以为如果都做到，便会获得宽恕，让天堂重新接纳他。为此甚至不惜杀掉自己的亲儿子Rathma。这种不择手段的做法不但不符合天使的做派，也激怒了Lilith。Inarius 自觉没有足够的把握击败Lilith，于是便在庇护之地招兵买马，他虽然非常鄙视人类，但并不妨碍他利用人类。就这样，圣光教会成立了。一个自己都去不了天堂的天使，慷慨许诺给信徒们一个去往天堂的美好未来。也是挺讽刺的。

Lilith决定釜底抽薪，一个巴掌拍不响，不想继续永恒之战？干掉天堂就好了，何必专门搞一个庇护之地？地狱就是所有人的庇护之地。所以她决定去往地狱，获得那里的统治权，然后征讨天堂，once and for all，彻底结束这摊糊涂账。只是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遇上了执意取她性命的Inarius。于是，一场家庭矛盾爆发了。

圣光教会的军队怀揣最坚定的信仰，代表着最正义的价值，带着无上的勇气，憧憬着人人生活在天堂的美好未来，跟随着来自天堂的，战无不胜的天父 Inarius一起杀入地狱，陪他处理家庭矛盾。

在人类大军和无尽的恶魔厮杀时，Lilith把Inarius带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她一开始意图劝说和拉拢 Inarius，告诫他不要幼稚地认为天堂还会再接纳他。 Inarius 不但听不进去，还用长矛刺穿了Lilith。但正如Lilith所说，天堂并没有理会 Inarius “赎罪”的举动，用沉默回应了Inarius的所有“努力”，这让他陷入了无所适从的慌张。 看到 Inarius 不但杀了儿子还真的要杀自己，Lilith彻底愤怒了，趁着Inarius无所适从，一把扯下他的翅膀，杀了他。

随着 Inarius 光辉一起熄灭的，是圣光教会军队的信念，于是，兵败如山倒，全军覆没。并没有人知道Inarius死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只当他是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而牺牲，于是圣光教会的教徒们信仰得更虔诚了。

天使尽行欺骗的把戏来利用人类，而恶魔却也有自己的道理与正义。而可悲的是，整个过程中，Inarius 和 Lilith 根本就不关心人类的存亡以及庇护之地的未来，我们只是在那里带着自我感动瞎凑热闹。Lilith和Inarius各自的追随者所表现出来的势不两立，看起来就像白条纹斑马执意与黑条纹斑马不共戴天一样荒诞。

是被利用的工具，还是为了崇高理想而努力的奋斗者，有时真的很难区分。或者，他们根本就是一回事。做为群居的动物，利用与被利用这种事只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努力奋斗的人只是更有被利用的价值。

而光明与黑暗，也或许没有我们看起来那么无法相容。至少，在我看来，Inarius的光翼和恶魔的触手只是材质不同，看雕塑的话，如果打光合适，活脱脱就是一只恶魔。

那场惨烈战斗的转播画面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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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仔细审视一下自己的信仰了。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终于读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掩上书卷，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任凭眼泪在眼中打转，那是欣喜的泪。因为阿辽沙和孩子们在故事结尾的对话如一束坚定的光，穿透整个故事构建出来的迷雾，一扫风诡云谲，照亮你我行走的大地。

我打算立即重读这本书，把每个阅读过程中的感受都记录下来。这个过程会很慢，但我会写下去。这是第一篇，趁着刚读完不久，记录下自己的感受。

这本书大概是我读过的最具深度的文学作品了，它披着小说的外衣，用信手拈来的犀利笔触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每一个人的挣扎，却讲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故事。老陀有太多的东西想要探讨，于是搭建了一个圆形的舞台。他知道舞台上每一个角落的立场和论据，于是他选择了一件凶杀案作为剧本，让读者和书中的角色们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一起探讨是非曲直。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安排了，但老陀并不止步于此，他不忘告诉大家，围绕着凶案小法庭的是社会这个大审判所，角色在生活中经历过的试炼，读者们也不能豁免。于是，on with the show.

书中有大量对于宗教的探讨，不断完善我对宗教的认知。“它通过信念来团结人们的力量，让大家更好地应对来自自然的狂风暴雨，教会的圣歌是我们前进的号角，直至时间的尽头“。我们要征服的不是彼此而是这个世界，是未知的土地，是远方的星辰。 宗教精神的精髓，是培养领袖而非拉拢信众，就如同科学精神的精髓是培养为人类认知开疆拓土的先锋而非学阀。

音乐剧《Hamilton》里有一句唱词我很喜欢，“the world was wide enough for both Hamilton and me“，Aaron Burr在Hamilton死后如是说。世界之大，足以容下你我。我们本可以停止无谓的争斗携手同行，但我们却被蒙蔽了双眼，如误入歧途的羔羊般，使得一场决斗不可避免。很不幸，我们太容易被先入为主的立场带入歧途，因为嫉妒，怨恨，软弱或仅仅是激情。而歧途之所以称为歧途，是因为一旦陷进去就绝难走出来，直到被吞噬，再也不是自己，变得陌生。叫它钻牛角尖也好，tunnel vision也罢，都准确地描述了这种停留越久就越难以摆脱的困境。The hardest battles are fought in the mind. 说的就是对此的抗争。

《小王子》的故事里从另一个角度讲了同一个事，“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只是大部分的人都忘记了”。很多人在有偏差的路上走了太久而不自知，曾经的孩子已早已被吞噬，被忘记。一件被真正忘记的东西，我们是不会去寻找的。于是越来越多陌生的人走在路上，让这个世界都变得陌生了。

事实上，阿辽沙在小说结尾同孩子们讲的话也是在说这个。他让孩子们牢牢记住自己童年美好的事，记住彼此，也记住亲切善良又无比正直的伊柳沙。不论大家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要忘记那一天。只要还记得，哪怕丢了也能去找回来。只要还记得，我们就是自己的牧羊人，不会一直迷惘。引导自己，成为自己行事的由因(self-cause, aka 自由)，便同时具备了引导众人的能力，成为领袖，至于追随者的多寡，we couldn’t care less。

这便是宗教精神的精髓，不论是传统宗教还是现代的公民宗教，抛开形式化的外壳，他们的内核是一致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我们需要它的帮助来寻求智慧，而智慧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ps. 上文最后一句话稍显突兀，但却是在阅读法庭审判那部分是灵光一闪的感悟。各中细节太过零散，我没能找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就让它先这样突兀在这里吧。

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阅读过程中的一点感触。怕忘记，先记下来。等通篇读完再做汇总。

我们需要上帝，于是便创造了上帝；正如同我们需要上帝，我们也需要魔鬼，于是也创造出了魔鬼。其实这一切都是在我们自己心中的。每日虔诚的祈祷和刻在桌角的座右铭并无不同，都是说给自己内心的话，让心有一个锚，以免漂得太远。而圣经教诲的是整个集体而非个人，所以它强调博爱，奉献，勤劳。这些道德都是在倡导集体的利益而非个人的利益。只是当集体利益得到保障时，个人利益也能获得满足。这套方法并不是任何一个宗教发明的，而是由我们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刻在基因里的行为模式慢慢演化出来的。于是，就如同我们会演化出不同的语言，同一种语言会演化出不同方言一样，我们演化出不同的宗教，同一个宗教又演化出不同的教派。甚至会在这个科学昌明，神话难以服众的时代演化出公民宗教这种完全没有神话故事的变体。 它们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差别，但其内核中包含的道德价值却出奇的一致。

尼采说，“上帝死了”。我想，他是在说，“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孔子口中的“礼崩乐坏”。

能用语言描述出错落有致的场景让人身临其境是一种功力。描写细腻且稍纵即逝的情感流露令读者感同身受也是一种功力。而更有一种功力，能够塑造人与人之间大段的对话，并把场景和情感蕴含其中，收放自如。

这并不是简单的相互叠加，这是语言的语言，是需要深刻思想背书的功力。因为，千差万别的各个角色背后，都是作者自己。我们常说看小说是体会别人的人生，我一直以为这里的“别人”是说书中的角色。其实说的是作者啊，是那个散落在文字各处，需要通过不同角色和他们的故事才能依稀拼凑出来的作者。

这是我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获得的强烈感受。虽然书离读完还早，但突然对陀思妥耶夫有了好奇。

大概是喝了太多咖啡，到现在还没睡着。脑子转个不停，突然有了一个小领悟，觉得有趣，就记录了下来。更有趣的是，可能因为这个念头是英文开始的，于是整个思维过程都是英文的。就好像屋子里有一个人开始讲方言，于是所有人都开始讲方言。

Living is a life-long neural network training in action as continuous data feed into us regardless of our desire. We better have it supervised from day one. Why?

Despite all the fancy terms, psychological or ideological, the meaning of life is all about bringing order into this random system, keeping us away from chaos. Additionally, if we can find constant satisfaction along with such endless endeavor, it’s happiness or euphoria for the lucky few.

That signifies a meaningful life is not necessarily a happy one. And not all happiness, or satisfaction, is meaningful. Of course, to pursue a happy life is a false aim to me now, instead, I’d like to say “to pursue a less chaotic life with happiness embedded”.

Thus, just as training an AI, to keep our neural network fitting, we must have ourselves supervised, and keep back-propagating accordingly. In addition to that, don’t forget to randomize our habit patterns and behaviors occasionally as we k-folding our dataset so that we won’t be overfitted. Maybe this i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the AI term, neither overfitting nor underfitting.

No wonder we describe living a life as an uphill battle, and no wonder we are capable of learning anything.

Excited?

Yes, certainly.

有被自己鼓励到